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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日前，在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应对老龄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同恒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表示，因为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出预期，政府面临环境、经济、交通等种种问题，以至于老龄化问题始终没有被放在重要位置上。
 
　　中国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居世界之首。截至2016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1亿人。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养老危机是我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心老龄也是关心国家的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因为人人都会变老。
 
　　同时如95岁的中国老年学会原会长邬沧萍所说，老年人也有独立、尊严、贡献、价值的需求。
 
　　老龄科学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认为，严峻的问题在于，中国遇到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并行，同时还有老年空巢和青年人独居空巢并生过程，这些特征都是与传统社会碰到的问题截然不同，共同加剧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从整体看，我国老龄科学研究基础仍然薄弱，需要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各方面科研力量加入到人口老龄化研究队伍中来。”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耀垠透露，“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对加强老龄科学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在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地方，设立一批老龄科学理论研究基地、老龄产业实践研究基地、老龄政策创制试点基地。从国际上看，欧洲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所所长郑秉文介绍，为人口复兴、弥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欧洲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以及鼓励移民。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也很早开始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有所行动，在人口老龄化立法及行政方面力度非常大，非常积极。
 
　　走入实际落入实践
 
　　近几年中央密集出台了很多有关养老的政策，也显示了中央对此问题的关注。
 
　　“实际很多政策不落地。”袁昕表示，一些政策很难落实到老年人的生活中去。
 
　　例如数据缺失问题，袁昕发现某一试点小区，据说有1300多名老年人口，但最后真正有联系方式的不到400位。第一轮调研工作真正联系上的，其实只有约100位。
 
　　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感受到，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目标不清晰、理想化、难以落实。
 
　　“清华大学积极参与并为老龄社会研究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也反应出学界对于老龄社会的重视。”清华大学副校长、该中心理事长杨斌表示。
 
　　自去年11月在被批准成立以来，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比如在北京市清河街道所做清河“养老”实验。
 
　　李强说，从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到家庭、社区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碰到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老的居民楼没有电梯，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其实住在高层的老人并没有预想那样多，一些家庭自己把问题解决了，而需要研究组花大精力去帮助解决的实际只是1/3。
 
　　李强表示，构建既经济又有高效的养老服务体系，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政府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不能大包大揽，应遵循“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老龄化的应对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四轮同时运作。
 
　　金融作用不容忽视
 
　　养老金缺口很大，不管从个人还是从国家角度都要为养老金做好准备。在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窦玉明看来，包括公募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不仅责无旁贷，更应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积极调节作用，应用各类金融工具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窦玉明介绍，2016年，全球七大主要养老金市场46%的养老金投资于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资产，远大于债券投资的28%以及现金和其他资产。
 
　　比如，养老金已成为美国股市中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短期来看，权益类投资收益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然而长期看，股票投资收益高于债券几乎是确定性的。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认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薄弱环节之一就在于金融准备严重不足，面对这么重大严峻的养老挑战，找到支点、杠杆就可以把风险分散开，诸如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以及社会保险。从国家层面有六大基金支持，一定程度可以缓解中国养老金问题。